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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中外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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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程序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旨在提高诉讼效益的司法程序。尽管不同的国家在简易程序的具体操作上存在一些不同,但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保证最低限度公正的基础上以尽量少的司法资源换取尽量多的司法产出,更快更多地审理案件。从司法实践中看,简易程序已成为西方国家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方式。英国由治安法院处罚的刑事案件占整个刑事案件的97%,日本按简易处罚令处理的案件占95%,德国按略式命令处理的占92%,美国按辩诉交易处理的占90%。因此 ,域外刑事简易程序的实践经验比较成熟,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英美法系适用简易程序的概况

  辩诉交易又称为控辩交易、辩诉协商、辩诉协议,是指“被告基于得到政府方的对价的合理预期而作出的对刑事指控答辩有罪的同意。”辩诉交易可以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明示的辩诉交易是指控辩双方公开讨价还价,被告人只有在得到检察官明确承诺的前提下才会认罪;“而默示的辩诉交易则是指不真正发生‘交易的过程’,控辩双方没有就此交换过任何口头或书面意见,但被告根据以往的惯例而明确意识到如果他认罪就会得到好处,律师会传话给当事人,法官和检察官也心照不宣地给予作有罪答辩的被告以‘奖赏’”。

  事实上,可以将美国的刑事简易程序作广义和狭义上的划分。狭义上的刑事简易程序即指辩诉交易,在广义上,“美国简易刑事程序不仅包括辩诉交易,而且包括了一系列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的法律规定(比如警察起诉、以控告书、传票、违法通知书等方式起诉、简易的陪审团等)、权利放弃规则和司法管理技术。”因此,美国的刑事简易程序虽然不仅仅局限于辩诉交易,但是辩诉交易可以说是美国最为典型的刑事简易程序。从辩诉交易适用时间来看,虽然实践中大多数辩诉交易都发生在预审阶段,但考察美国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该规则并未对辩诉交易的适用时间作出明确规定。有些州也未对辩诉交易的适用时间作出任何限制。由此看来,辩诉交易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英美的辩诉交易基本上都是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主导、控制下进行运作的,而法官则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最终的裁判结局是通过双方的协商而产生的。检察官、辩护律师都是为了获得有利的结局而参与的,即使双方的交易协议并非建立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只要能够确定被告人的答辩是“自愿和理智”的作出的,法官一般即予以承认。

  二、大陆法系适用简易程序的概况

  作为德国简易程序代表的处罚令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辩诉交易程序中有罪答辩制度的精神,给予被告人自行处分实体利益和诉讼权利的自由。但它又与辩诉交易程序有不同之处:(1)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对处罚令程序的案件在范围上作出了明确的限制。一般多为轻微案件,如德国,只能适用于可对被告人判处罚金、没收驾驶执照等刑罚的轻微案件,这些轻微案件大多涉及轻微的盗窃、诈骗、贪污以及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美国的辩诉交易适用于所有的案件。(2)检察官与被告人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或协商。检察官没有权力降低指控、减少控罪或降低刑罚幅度来吸引被告人接受处罚令,此程序使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同之处:无论选择处罚令程序还是辩诉交易同样给与被告人一定的优惠,给予一定的减刑,有期是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明确规定法官可以对接受处罚命令的被告人给予降低50%幅度的处刑优惠。在启动上,德国处罚令程序的启动是由检察院申请法官签发处罚令而开始,其简易程序是由检察院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请开始的。

  日本的简易命令程序,检察院在向简易法院提起公诉的同时,应以书面提出简易命令的请求,并应在书面文书中明确载明被疑人对适用该命令无异议。日本的简易程序由略式程序、简易公审程序和交通违章罚款制度等三部分组成。其实,日本比较典型的刑事简易程序实际上只有略式程序和简易公审程序。略式程序是只简易法院根据检察官的请求对于所管辖的轻微案件不开庭审理的制度。

  三、中国简易程序的发展情况

  在中国法制史进程中,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支配和立法技术相对落后的影响,历代均采取“民刑混同、诸法合一”的立法体例,未能产生独立的刑事诉讼法典,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简易刑事程序。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近代化始于20世纪初清末的“变法”。晚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于1902年下诏称:“鉴于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沈家本、伍廷芳受命后,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法典,包括中国第一部诉讼法典《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1906年)和第一部独立的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草案》(1910年),还仿照日本制定了《违警律》,这标志着近代中国简易刑事程序立法的萌芽。北洋政府将这些积极成果大部分予以继承。像晚清的《新刑律》、《刑事诉讼草案》、《违警律》等在民国初年均被得以暂时援用。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4年袁世凯政府制定颁布了《地方审判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10条和《审检厅处理简易案件暂行细则》9条。

  1928年3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刑法》,为配合刑法的施行,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刑事诉讼条例》的基础上拟就《刑事诉讼法草案》。该草案之修正案本着“盖以一般刑事案件固应依通常诉讼程序进行,然遇特种案件,事实简明,无须经繁杂程序亦可为办结者,自以依简易程序速结为宜,即在被告方面,亦有节省时日费用等种种之利益。尚检察官不为声请,或法院认为不应适用此项简易程序,或被告愿受正式审判时,仍各分别规定依照通常情况审理,俾免滋生流弊”的认识,新增设简易程序作为其中的第七编,共拟就15个条文。在1928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将《刑事诉讼法》正式公布,9月1日正式实施,从此简易程序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成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经过过多次修订,目前,台湾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部分仍在适用。

  纵观新中国刑事诉讼发展历程,简易程序的设置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步规范和完善的过程。建国初期到1979年的30年间,我国没有制定刑事诉讼法典,只是在《宪法》和颁布的若干单行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司法机关体系及若干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直到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也没有设立简易刑事程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案件持续增长,于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在第三编下增设简易程序内容作为第三节,共6个条文,对其审判组织形式、适用案件、庭审程序、审理期限和变更程序等等作了明文规定,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立法条文粗糙,缺乏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以方便实际操作,但两家解释的分歧又产生了进一步整合的必要性,同时受立法本身和司法现实的制约简易程序适用率不高,未有达到分流案件、节约司法资源之目的。为了进一步规范简易程序的法律适用,两高一部于2003年颁布《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求提高司法效率,减轻被告人的诉累。但是,现实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将我国的‘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称为中国式的‘简易公审程序’亦无不可。”2012年3月14日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进行了全面修改,扩大简易程序案件适用范围,将适用普通简易程序简化审的案件纳入简易程序;尊重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在程序启动上,取消法院自行启动程序,均由检察院启动;在审判组织上,保留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两种方式,且与两意见规定的审判组织形式不一致;取消意见中规定的检察院不出庭的规定,要求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检察院一律派员出庭。虽然还有些地方有待进一步改进,但这种改革和完善已经较为全面的体现了人权保障及司法改革的过程。

  四、国内外简易程序的比较评价

  简易程序是当今世界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一种审判程序。各国对简易程序的概念和范围的确定各有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被告基于得到政府的对价的合理预期而作出的对刑事指控答辩有罪的同意的辩诉交易程序;依检察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的处罚令程序;被告人为获取刑罚的减轻,征得检察官的同意之后,在初步侦查之后可以向法官提出适用该程序的申请,法官接受申请后不进行普通庭审程序,仅根据侦查案卷通过初步庭审程序就直接对案件迅速做出裁决的简易审判程序。

  目前,西方国家的简易程序主要以减轻处罚或降格处理为目的,而我国简易程序不像美国那样设有辩诉交易程序,也没有像德国、意大利那样设有处罚令程序。尽管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存在较大差异,但公正与效率基本价值的追求是一致的。对比两大法系简易程序设计发现,简易程序的广泛适用并非仅为传统诉讼价值的追求,其深层的原因为:以案件裁判公正为前提,控辩双方在资源消耗与量刑结果之间的“交易”。 2012年我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变化较大,尤其是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均要求检察院派员出庭的规定,对公诉案件带来较大挑战。同时,新刑诉法与律师法也基本接轨,扩大了律师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权利,对公诉工作也形成一定冲击。如何应对新刑诉法的实施,根据其要求,探索简易程序工作机制,构建新的公诉环境模式,成为公诉机关和办案人员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不仅扩大了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的范围,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既是支持起诉,指控犯罪的需要,也是履行诉讼职能,保障人权,确保审判公正的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出庭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强化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工作”,“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简化出庭工作程序和内容,提高办理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的工作效率”。在快速办理机制上,提出“采取若干案件相对集中提讯、相对集中移送起诉、相对集中开庭等方式”;在出庭工作模式上,也只是宣告式地规定了“要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宣读起诉书、讯(询)问、举证、辩论方式”,但是,如何确保案件质量又兼顾好公正与效率的具体操作内容和程序均无详细规定。当前,检察机关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刑事简易程序案件中,出庭模式及庭审内容的“集中”与“简化”以提高诉讼效率成为首选路径。然而,在公正和效率双重价值的博弈下,如何“集中”,又究竟该“简化”到什么程度,哪些程序绝不能简化,这些都成为实践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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